《帝国的话语政治》3
2024-08-24 17: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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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夷”,其作用主要是命名主权统辖的文化政治边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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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了几千年来围绕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经学阐释,“夷”话语逐渐演变成了中国的古典主权理论。如果不顾及这个政治和哲学的久远传统,而仅仅将“夷”字的词源和其他的相关用法从经学文本中孤立出来,把它仅仅当作贬义词,甚至种族概念来对待时,这不但有歪曲字义本身之嫌,而且也有曲解经学阐释传统的危险。

比如在《中国人的种族观念》一书中,作者冯克声称他从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中发现了证据,证明中国人自古就有种族歧视,但冯克的文字证据不是汉语的,而是英文的。他把理雅各1872年的《左传》英译改头换面,策略性地进行了误引。理雅各原先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句话翻译为“if he not be of our kind, he is sure to have a different mind”,冯克将理雅各引为“If he is not of our race, he is sure to have a different mind”,于是得出结论:“这个句子似乎证明了这一论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种族歧视’在中华文明的古代时期即已存在。”

我们知道,在公元前4世纪的《左传》对“族类”的表述里,主体是鲁国,其指向是古代鲁国与楚晋等国的外交和战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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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族类”转引为“种族”,这一概念的偷置,由于粗鲁地撇开了围绕传统的儒家经典所构成的诠释历史,于是把问题化为现代人的臆测。就这样,冯克把一个具有复杂的古代经学涵义和历史具体性的概念,转化成“古代中国是否有种族歧视”这样一个现代欧洲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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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位置(enunciatory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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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在鸦片战争期间,“鬼子”或“番鬼”的口头绰号,开始大规模地了中国流传。英国人和其他西方列强加诸中国的军事暴力这件事,还有他们在中国被骂做“鬼子”或“番鬼”这件事,两者之间有一个时间先后的必然联系,看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是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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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既然不能接受“支那”一说,照此逻辑推理,也不应该接受英文的China和the chinese。是日本人如竹内好,最早看出了这里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日本官方始终不愿接受“中华民国”的汉字名称,坚持在外交照会中使用“支那共和国”字样,这在当时引起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竹内好1930年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呼应《东京日日新闻》上的一篇社论,声称,中国人没有道理不接受“支那共和国”,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英译名“the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就已包含“支那”一词,为什么支那人从来不对这个英译国名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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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著名学者钱穆,曾对元季的汉族士大夫怀念蒙元统治深感困惑,因为依照一般料想,这些汉族士大夫会欣喜于明王朝的建立,或者至少会乐于为“汉人”皇帝服务。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钱穆指出,汉族士大夫用了两三代近八十年的时间,才逐步修正他们对蒙元的态度,开始认同明王朝。这一点与清代汉人对满清的憎恨,以及19世纪末章太炎等人对汉族身份的拥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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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弼德在《女真统治下的汉族士人》一文中提出,“蛮族被汉化”这个观点并不能解释,在契丹人、女真人、蒙元和满族人统治汉人的情况下,那些巨大的社会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比如,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女真统治者如何一边采纳汉族的政治体制,一边还出于其政治目的坚持其民族身份,不与汉人混淆。”包弼德回答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重新检讨“文明”这个概念在统治中的作用。他写道:“女真统治者招募汉族士人,不是将其视为汉人,而是将其视为公共理念的守卫者。如果女真人仅仅是需要汉人,他们可以有别的做法。从汉族士人的角度看,这些人也不认为自己根其他普通汉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士总是汉人中的少数,他们还担负将其他汉人‘文明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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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将汉语里的“夷狄”译为tulergi aiman(满文的罗马拼音),意指“外地的部落”。雍正对“夷”的纯地理解释,是与满文将汉语里的“夷”或“夷商”翻译为tulergi gurun i hudai niyalma(外国出生的人)完全统一的。出于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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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满汉语言的衍指符号能够提出如此有力的解释,清朝皇帝似乎没有必要像19世纪的英国人那样,对“夷”字实行忌讳。雍正采取的办法是,对“夷”这个概念的语义范围加以限定,用满文的解释驯化这个汉字,使之无害于满清的统治。后来,待乾隆1736年即位后,新皇帝违反父亲的命令,处死了曾静,并禁止了《大义觉迷录》的传播——这个宣传品已成了无意中散步曾静和吕留良的反叛观念的主要渠道。不过,乾隆和雍正有一个相同的做法,即他对华夷之辨的谋反潜力,继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且继续将“夷狄”解读为纯粹的地域概念。乾隆曾传诏四库馆臣,指出不必删改“夷”这个字。

在康熙朝翻译出版的满文版《中庸》中,“夷狄”这个词段没有翻译,而是用满文拼写中文官话发音的标音符号。到了乾隆的《四书御译》时,“夷狄”则被译为tulergi aiman(外地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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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18世纪后半叶公羊学的复兴。这一运动的领袖,是出自常州显赫家族的士绅庄存与,以及与他有亲属关系又身处要职的清朝官员刘逢禄。受汉代学者何休的《春秋》注解的感召,庄存与和刘逢禄通过对儒家经典中三代的秩序变换、朝代更替的新诠释,看到了微言大义。

在《经学•政治和亲族》一书中,艾尔曼分析了1824年任补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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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事的刘逢禄如何把自己的学问用以处理外交纠纷,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案例。当时刘逢禄奉命接待由新即位的越南国王明命派遣的朝贡使团。纠纷起因于越南陈情为其国王母求乞人参,不想见到谕中有“外夷贡道”几个字,便提出要求,要将“外夷”改为“外藩”。

史学家吴才德发现,越南王明命在1824年与越南国子监祭酒黄金焕有过一次谈话,谈话内容就明白无误地表明越南王的这种态度:“满人其实是夷人,他们征服了汉人,所以我们地处南方的国家越南不能完全依赖这些‘北方人’。”

无独有偶的是,1824年发生的这样一个外交插曲,十几年后竟然再次上演。鸦片战争期间(1841),越南使节李文馥,在出访清廷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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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出,越南不能接受清国将其称为“夷”。李文馥还即兴以赋文写出《辩夷论》,用洋洋洒洒的古文大作,证明越南士大夫有如何深厚的儒学底蕴,并将此文呈进给道光皇帝。吴才德在其著作《越南与中国典范》中对此事有详细的分析,表明越南人不认为自己比满族统治者更“夷狄”,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儒家文明之中,而且是儒家文明的中心。在1835年,越南王打算称帝的时候,他宣称古都顺化虽然在地理上更靠南,但在文化传承上却代表正宗的“中原”。为了表示越南才是周代的合法继承者,这位雄心勃勃的国王还在顺化的宗庙中重铸九鼎,以示周代皇权的南移。从这个角度看,刘逢禄对“王畿之外分九服”的训诂学解释,具有相当的讽刺意义,因为他事先假定“王都”就在清帝国的疆域之内,而这个假设是越南皇帝不会接受的。后者将“王都”南移,目的是试图证明大清国的统治者本是夷人,且生活在“中原”的边缘。这不光是越南君主一厢情愿的野心,因为其已有不少历史研究表明,朝鲜人和日本人,同样将自己置于儒家秩序的中心(华),而把清朝当作中心的边缘(夷)。

“夷”的概念与“中原”或“华夏”的概念,在竞相申张主权的网络之中,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历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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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始终把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解释为中国人的仇外心理,其实它真正折射的是国际关系在19世纪当中的大转变,以及现代地缘政治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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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的“夷”禁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即使这样,英国人还是继续被这个衍指符号所纠缠,他们担心的是,这个在法律上被判过死刑而且已经被处死的字,会变做幽灵再回来,改头换面地潜伏在老百姓街头巷尾的白话俚语之中。

英国人对中国老百姓口中的“番鬼”或“鬼子”加以缉捕,他们认为这些口语跟“夷”字一样在伤害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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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并不总是把西方人都叫“鬼子”。根据郭实腊的记载,他于1831年首次到达山东沿海时,当地的老百姓把他叫做“西洋子”。

西方人在中国的负面形象始于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最早在中国南海一带出现,时常造成劫掠杀戮的事件。尤其是西芒•佩雷兹•德•安德拉德等人,他们1518年到广东以后,便开始绑架妇女儿童,从事葡萄牙人当时在非洲同时进行的贩卖奴隶活动,在当地引起极大民愤。为此,御史何鳌于1520年上奏朝廷,要求以武力驱逐葡人,明廷准奏,遂于正德十六年(1521)成功地驱逐了葡人,即著名的屯门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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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话中的“番鬼”和“鬼子”这类绰号的出现,以及这些绰号在鸦片战争期间向全国的广泛传播,并不是因为西方人的面向奇怪,而是由于欧洲人在广东曾经犯下的这些罪行。有学者指出,这些绰号进入大众的语言大都是在184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才是西方人“鬼子”形象传播的分水岭。

1841年三元里抗英一举成功,产生了大量的诗歌、童谣以及通俗文学作品,这些民间创作促使“番鬼”和“鬼子”一词在全国广泛传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现象就被《中国丛报》的编辑注意到了,他写了一篇解释“番鬼”(foreign devil)词义的文章,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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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在6月号的《中国丛报》上。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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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许打赢了围剿衍指符号“夷/i/barbarian”的战争,现在针对“番鬼”绰号的这场斗争,看来注定要失败了。原因是他们这次的对手是匿名大众,而不是清政府的使臣和随员。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走在广州城区的街头,就常常被孩子们骂为“番鬼”,这个词的粗鲁和敌意往往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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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广东村民武装起来,抗击英国人的那一刻起,“番鬼”这个口头绰号几乎是同时登场,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成为一场民间抵抗入侵者的语言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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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对宫殿、寺庙和民居的大规模劫掠和摧毁,让北京和新开放的通商口岸那里的老百姓无法不怀疑英国人到底是人还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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