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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条约签订（1763）次日起，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紧张气氛逐渐升级。英国要殖民地听话，让它们部分承担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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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战争的巨大开支。殖民地干脆于1765年抵制英国商品，这可是犯了弥天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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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美洲，西属和葡属美洲却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历史。它们与新英格兰并非没有可以类比的地方，但是北方发生的事情没有逐一在南方重现。北欧和南欧在大西洋彼岸再次制造了它们的分歧和对立。此外，还有重要的时间差距：英国殖民地于1783年得到解放，西属和葡属殖民地的解放不早于1822至1824年——何况南方的解放带着虚伪的性质，因为英国取代了原有的统治者，其托管统治大体上一直延续到1940年；这以后将由美国接替。总之，北方表现为生动活泼、实力充沛、独立自主和兴旺发达，南方则是惰性、奴役、宗主国的重压以及为任何“外围地区”固有的一系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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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社会经济形态实际上同时是旧大陆模式的翻版和歪曲。有人企图根据欧洲熟悉的概念来给它们下定义，为它们找到某种一致的模式。这种尝试多少是徒劳的：一些人谈论封建主义；另一些人说到资本主义；某些自作聪明的人提出一种过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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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本质上是个“外围地带”，唯一的例外是1787年组成政治实体的美国。不过这个外围地带是个上百块不同颜色的瓷砖拼成的镶嵌画：现代形态、古代形态、原始形态以及各种形态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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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阿尔西涅加斯认为，在整个西属美洲，在一半已被欧洲遗弃了的新大陆广大地区，17世纪曾发生过“再次封建化”现象。至于我，我倾向于认为，委内瑞拉的大草原或巴西内地某个地区实行的是领主制，而不是封建制。至少很难说是封建制，除非同意弗兰克的说法，把封建制理解成一种自给自足或倾向于自给自足的制度，“一种与周围世界联系薄弱的封闭体系”。

如果我们从土地所有制出发，也不容易得出明确的结论。西属美洲有三种所有制共存：种植园、庄园和监护征赋制。我们已经谈到过种植园：它们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但这种性质体现在种植园主的身上，并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帮助他的商人们身上。庄园是主要形成于17世纪新大陆“再次封建化”时期的大地产。在这个“再次封建化”过程中得利的既有庄园主，也有教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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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部分实行自给自足，部分与市场相联系。在某些地区，如中美洲，多数大地产自给自足，但是耶稣会的领地往往很大，兼容以维持自身生存为目的的自然经济和以货币为标志的外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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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乔尔格•弗里德里契指出的，就其一部分行动而言，西属美洲已变成一个典型的公务员制和官僚制的国家。这就很难把它纳入封建主义的标准形象，犹如巴依亚的甘蔗种植园主及其奴隶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模式一样。

能否作结论说？既非封建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就其整体而言，美洲像是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叠合。在底层是一些半封闭的经济形态，你管它们叫什么都行；这上面，是一些半开放的经济形态；再往上，是矿山、种植园，也许还有某些大型牧业组织以及批发业。资本主义至多是最高一层的商业活动；大矿主，墨西哥城商会享有特权的商人，一贯与墨西哥城商人冲突的韦拉克鲁斯商人，打着宗主国创立的公司的旗号大耍威风的商人，利马的商人。与“领主制”的奥林达对峙的累西腓商人，与上城对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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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依亚下城商人。不过，所有这些生意人事实上都与欧洲经济世界相联系，并且如渔网一般笼罩整个美洲。他们不属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范畴，而是完全处在欧洲心脏的操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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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内在同一性在这里再次暴露无疑。两种文明都具有侵略性，都推行奴隶制。黑非洲因其软弱无力和丧失警惕而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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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所以出现人口贸易，当然是因为欧洲有此要求，并且强制这么做。但这也因为，非洲人本身早在欧洲人到来前已有此恶习，他们向伊斯兰世界、地中海和印度洋输出奴隶。奴隶制是非洲社会的地方病和日常结构，人们力图进一步了解这一社会，但终属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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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奴贸易已具有那么大的规模，因而1815年维也纳会议根据英国的提议正式予以废除后，这一贸易并没有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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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远东经济生活从1400年起即被纳入到一个极其辽阔、宏大，但是脆弱的超级经济世界之中。

这一超级经济世界的合乎逻辑的汇合点和中心只能是南洋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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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洋群岛为中心的超级经济世界大概从马六甲的首次繁荣开始，即从1403年马六甲建成算起，或从1409年马六甲立国算起，直到1511年8月10日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攻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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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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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维亚早在马六甲沦陷前已是远东的贸易中心，指挥、组织远东贸易。该城建于1619年，于1638年达到如日之中天的地位。

巴达维亚这座新城是荷兰霸业的显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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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50至60年代在英国发端或崛起的工业革命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工业革命可说是若干世纪前早就开始的“工业化”进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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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首次工业革命：11、12、13世纪的马和磨坊

我在本书第一卷花了很长篇幅谈论马、肩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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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地，三年轮作制等。我也曾谈到水磨和风磨，前者是旧物重现，后者是新发明。

卡留斯-威尔逊夫人说，“缩绒工序机械化这件事的决定性意义不亚于18世纪的纺织机械化。”呢绒生产是当时最普遍的工业，采用水轮带动的粗大棒槌，以代替工人脚踩，终于打乱了这个行业的现存秩序，并产生了革命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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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从11世纪期确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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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现代形式的“持续增长”，而且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绝无仅有的一次。

14和15世纪发生的灾难性经济衰退，使欧洲的阔步前进功亏一篑。黑死病可能既是衰退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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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变化发生以前，传统的增长时断时续，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表现为一系列的飞跃和卡壳，甚至倒退。这里可以区分几个很长的阶段：1100-1350年；1350-1450年；1450-1520年；1520-1720年；1720-1817年。这些阶段互相矛盾：人口在第一阶段有所上升，在第二阶段改为下降，到第三阶段再次上升，在第四阶段出于停滞状态，到最后一个阶段又飞跃上升。每次人口上升，生产和国民收入均有所增长，似乎适以证实如下的古谚：“人丁旺，百业兴。”但与此同时，人均收入则相应衰退，甚至直线下降；只是当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时，人均收入才有所改善。

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互相抵触：国民产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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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有损劳动者的利益，这是旧制度下的法则。同人们历来的主张相反，我以为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增长仍然是旧制度下的那种增长。1815年前，或不如说1850年前，有人甚至断言1870年前，没有出现奇迹，没有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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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当记录整个经济形势的曲线接近其巅峰时，工资却跌到最低的水平。1820年后工资有所改善，同时物价下跌，这无非是以往规律的重演。奇迹和变化只是在1850年后，随着一个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开始，才终于发生。这一次，紧随物价的上升，工资跟着提高：持续增长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许多历史学家往往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英国为向现代化过渡所付出的代价。

我赞成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那些历史学家的意见，认为英国人民大众的物质福利当时有所下降，农业工人、工厂工人或运输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减少。我甚至认为，1760至1815年的工业化第一阶段要比紧接着滑铁卢战役以后的阶段更加困难，虽然英国工人和农民的骚动在这场战争胜利后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更加顽强。

由布朗和霍普金斯曲线记录的1817至1850年间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对广大工人来说，部分地被城市发展过快带来的种种灾难性结果所抵消，这里包括居住条件恶劣，食物不卫生以及因离乡背井而使个人失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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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和村社提供的种种方便。但在1780到1815年，随着实际工资的急剧下跌，工人的景况当然还要更加悲惨。

“为奠定工业的基础，牺牲了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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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民为自己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为军事胜利，而且也为农业进步，尤其还为机器的推广，技术的革新，商业的优势，伦敦的中心地位，以及工业家和英格兰银行股东们的发迹付出了代价。但为不失公允起见，应该补充说，后来，在1850年后，整个英国人民都分享了英国在世界的胜利成果。处于经济世界中心的各国人民，由他们的命运所决定，总是相对地富有，最少受贫穷的煎熬。17世纪的荷兰人，今天的美国人，包括自上而下的社会各阶层在内，都像19世纪的英国人一样，分享这种得天独厚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