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摘录

（法）摩西 著 梁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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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青年时期，罗森茨维格、本雅明和肖勒姆就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对父辈们竭力寻求归化的种种模式和规范产生了怀疑。

对本雅明、罗森茨维格和肖勒姆而言，战争带来的震惊迫使他们脱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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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当时遭到人们谴责的欧洲模式，这个欧洲已经被民族主义的冲突所摧毁。

在这场战争中，肖勒姆找到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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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犹太人归化行为之荒诞性的历史证据，他们曾经在千年命运的共同体中联合起来，而今这个生活在爱国激情中的民族，却走到了借爱国激情的名义相互残杀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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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是世界历史时代终结的一个标志，因为欧洲政治的破产同时意味着这一文明迄今为止赖以建立的多重价值的消解。对罗森茨维格和罗森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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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而言，西方文明的精神已经浓缩为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变成了标志性的名字，这就是黑格尔。其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已经获得了这样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欧洲文明——黑格尔也用它来指日耳曼文明——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阶段，是绝对精神向自身的返回，是理性与现实、现实与理性相互吻合得以完成的环节。

摆在两个人面前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即“后黑格尔时代”将如何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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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罗森茨维格更愿意接受出自《塔木德》的一个传说所揭示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观点：当神殿被捣毁之后，“弥赛亚便隐姓埋名穿梭于各个国家，只有当他走遍了所有的国家之时，拯救我们的时刻才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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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在罗森茨维格看来，1914-1918年间爆发的世界大战并非标志着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而是一个文明终结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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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森茨维格看来，大地上的各个国家实际上遵从着历史进程不可抗拒的法则，而处在历史边缘的犹太民族则逃脱了支配历史的必然性，两者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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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勒姆在把《救赎之星》看作20世纪犹太哲学主要著作的同时，不无道理地指责罗森茨维格将犹太民族转化成了一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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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与国家》中，罗森茨维格揭示了包含在黑格尔“日耳曼帝国”概念当中的一个“奇怪的矛盾”，即作为精神历史最后阶段的基督教帝国。但是，在普遍历史的图示当中，尽管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不断交替地出现和消失，但由基督教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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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世界却不会消亡。

在“日耳曼世界”这一特例当中，黑格尔借助于以下事实的肯定解决了上述困难：辩证过程发生在欧洲国家共同体的内部，尽管不同的西方国家不断地交替出现和消失，但共同体本身却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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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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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按照哪种模式来想象历史？针对上述范式选择问题，随着本雅明思想的变化，他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答案。首先，在《论普遍语言与人类语言》（1916）和《译者的任务》（写于1921年，1923年出版）两部作品中，本雅明提出了历史的“神学范式”。不久，《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起源》（写于1923-1925年，出版于1928年）针对历史又提出了一种“美学范式”。最后，在标志本雅明转向马克思的1925-1926年间，他有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范式”，对后者最为清晰的表述出现在《拱廊书》和1940年撰写的《论历史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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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遍语言与人类语言》将人类历史表述为一个堕落的过程，而《译者的任务》则把它描绘成一条走向乌托邦终结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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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关语言生成的《圣经》历史，本雅明将其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神圣的言说显现为创世的语言，它指的是尚处在本质当中的语言，在那时，语言与其所指称的现实完全对应。

第二个步骤是亚当为动物命名的步骤。这一命名行为奠定了人类最初的语言，后者虽然在今天已经消失，但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语言的象征即诗歌功能聆听到它的声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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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词与物完全对应。在这个阶段，尽管语言与现实已经不再对等，但在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事先建立的和谐：现实对语言完全透明，语言以其近乎奇妙的正确性连接着现实的本质。在第三个阶段，这种“天堂般的、拥有一种神祇的命名力量的语言已经消失，并且蜕变成一种简单的交流工具。

他在语言的交流功能中看到了语言衰败的信号。语言从命名的决定精确性堕入了“闲谈的深渊”。

交流语言的失败不在于其过于贫乏，而在于其过于丰富。因此，自然因其不再为人类所理解而蹈入了沉默与颓废当中。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传达了语言这一真实的衰败情况，在那里，人类堕落后的腐败状况被表述了出来，以便着手发起一场返回久已失去的完善状态的运动。同样，历史的下降阶段与语言的堕落有关，其上升的阶段也对应于语言缓慢净化的过程，换言之，它对应于亚当式语言走向复兴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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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起源》的序言中，本雅明提出了一种知识理论，在这一视野中，一种有关人类原始语言作为真理源初风景的观点再次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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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雅明而言，巴洛克历史概念标志着现代性的开端。一个缺乏神圣的恩宠、完全投身世俗力量之世界的思想，居于反宗教改革神学的核心，同时也反射到了巴洛克艺术的内部，这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伟大的世界去圣化历史运动，迄今为止，后者依然构成了欧洲文化的特征。然而在另一方面，巴洛克艺术仍然以深刻的神学方式来解释上述向世俗坠落的过程，将后者视为来自原罪的惩罚，即一种不幸和标志我们堕落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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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本雅明所理解的巴洛克艺术，原罪之后的历史便只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过程：“寓言观念、历史的巴洛克式和世俗之揭示的核心是对世界激情的叙述；这一历史仅仅意味着其堕落过程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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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形式没有表达什么；它们是纯粹的人工符号，它也没有指称什么，如同在象形文字背后并没有隐藏什么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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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意象标志着“思想运动的一个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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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辩证法（即阶级斗争）并非一个将压迫者必然带向胜利结局的必然过程，因此，唯物主义历史的任务根本不是记录这一辩证运动的各个阶段。完全相反：历史远非要见证一个不可逆转的进步运动，它是一个场所，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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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永劫复归的顽固倾向与无限可能性的突然出现之间的斗争时时刻刻都在重新开始，后者即被本雅明命名为救赎的全新事物。革命性的历史正是在介入这一没有确定结局的斗争当中，努力从过去每一时刻抽取出全新的部分。因此，历史的命运系于历史学家的当下；这一当下正是末日审判真正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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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间的断裂、未曾预料之事的突然来临被本雅明称之为救赎。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存在于时间的终结点上；相反，它每时每刻都会来临，到那时，在每个时间点上都会出现一种全新的世界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末日审判天天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