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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时代正值斯柯佛所说的“小冰川期”，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普罗旺斯的橄榄园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被打上了它的意志的标记。

虽然我们认为这种气候解释包含着部分真理，但我们也必须防止过分的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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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目前的人口（10%的误差）在1979年约为40亿。参照我业已提供的不确切的数字，相比之下，1979年的人口分别等于1300年和1800年的12倍和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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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洲和非洲并首先侵占神秘大陆的，其实不是欧洲人。那些大吹大擂地自称于19世纪发现了中非的人，是靠黑人挑夫背着他们去旅行的。

同样，南美大陆的发现者，甚至那些从圣保罗（该城市建立于1551年）出发，在16、17和18世纪创造了惊天动地奇迹的圣保罗探险队，也不过是重现发现了印第安人早已走过的老路或他们的独木船航行过的河道，而且通常还有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为他们领路。同样，法国人于17和18世纪从大湖区到密西西比河的探险也全靠被称作“黑炭”的加拿大混血儿的帮助。欧洲人往往用他人的眼睛、双腿和智慧，重新发现了世界。

欧洲独立完成的业绩仅是发现了大西洋，征服了艰难海域和狂风激浪。这一胜利为欧洲打开了世界七大海的大门和通道。从此，世界的整个海洋都为白人效劳。欧洲的光荣在于它的船只和舰队横行海洋，在于它拥有习惯过海上生活的人民，以及港口和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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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明还不能体现世界的全部风土人情。原始生活包围着文明地区，有时甚至渗透其中，另有广阔的地区竟空无一人。因此，必须设想人兽共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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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烟稀少的贫瘠荒野也是野兽出没之地。见不到人，就会遇到野兽。翻开以往的游记，世界上的各种野兽便迎面向你扑来。据17世纪的旅行家说，亚洲虎在恒河三角洲竟过河袭击在船上睡觉的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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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教士拉斯戈台斯及其难友（1626年）被囚禁在广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其中一人走出茅屋，竟被老虎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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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拉尔到直布罗陀的整个欧洲是狼的领地，熊则据山为王。狼的四处出没以及人们对狼害的重视使猎狼活动成为乡村盛衰和年成好坏的标志。每当冬季气候恶劣，经济出现衰退，或人们稍一疏忽时，狼便大量繁殖。在1420年，狼群竟利用城墙的洞隙或城门的把守不严钻进了巴黎市内；1438年9月，狼群在蒙马特尔和圣安东尼门之间的市郊袭击行人。1640年，狼在贝桑松市的风磨附近读过杜河，进入市内，“当街吞食小孩”。

直到1765年，在热伏唐地区，“狼祸之烈令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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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在欧洲大陆生根，在德意志和波兰的遥远森林中群居，法国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为它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维尔科地区于1851年仍然以狼害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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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或欧洲，与18世纪一起被突破的是一种旧的生态体系，即在这以前曾起过规范作用的一系列限制、障碍、结构、关系和数量变化。

新的平衡不断在出生和死亡这两种运动之间确立。总的来说，旧制度下的生卒系数大体上趋于平衡。出生率和死亡率十分接近，约在40‰左右。新生儿数量恰好被死亡数量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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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德意志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劫，创巨痛深，但在动乱结束后，就出现了人口回升。这种补偿现象帮助被战争惨剧破坏了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国家恢复元气。

从短时段看，人口的升降互相交替和互为补充，出生和死亡单调地呈现两条锯齿状曲线（直到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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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总有三灾六难要过，贫苦者的处境十分困难，一旦发生瘟疫，他们轻易就会送命。穷人总是首当其冲。在这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无数次“社会性大屠杀”。

只是到了18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但是，死亡仍有反扑的可能。

在几个世纪里，饥荒的出现是那么频繁，几乎成为人类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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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作物（玉米和土豆）只是很晚才在欧洲种植，现代农业的集约经营方式也发展很慢。由于以上原因和其他原因，饥荒不断光顾欧洲大陆，大肆淫威，涂炭生灵。

各国的损失都极大，即使在得天独厚的法国，10世纪也曾发生10次大灾荒；11世纪为26次，12世纪为2次，14世纪为4次，15世纪为7次，16世纪为13次，17世纪为11次，18世纪为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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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戎市政当局于1656年竟禁止公民为行善而收留贫民。“在16世纪，人们给外来的乞丐一点施舍或吃食，然后打发走。到17世纪初，乞丐被一概驱逐。后来，甚至加以鞭挞；而在17世纪末，最后的镇压办法是让乞丐充当苦力。”

以上是欧洲的情形。亚洲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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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歉收还能勉强度过。如若接连两次，就会物价飞涨，饥荒蔓延，并且迟早为流行病打开大门，而流行病当然也有自身的节奏。当时人把鼠疫这条“多头妖蛇”和“变色龙”同其他疾病相混淆，把它当作一切祸害的根源。在那个灾难丛生的时代，鼠疫是死神的头饰，又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经常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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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卢兹的一名市民于1561年心安理得地写道：“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之间也互相提防。”

萨特说得对：“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在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富人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先让一个穷女人在那里住上几星期。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负责证明一切危险均已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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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至1800：长时段的旧生态体系

人为维持生命，至少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不断的斗争。一方面是食物的欠缺和不足，因为人在宏观上以捕食其他生物为生，另一方面许多潜伏的疾病又以人作为捕猎的对象。在这两条战线上，旧生态体系下的人的处境很不稳定。在19世纪前的世界各地，人的寿命普遍很短，富人也不过多活几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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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的博韦齐，新生儿在一年内死亡者占25%至33%；仅50%能活到20岁。数以千计的事例足以说明，生命在这些遥远的年代里是何等脆弱和短暂。“年轻的王太子查理于1356年在法国当政，年仅17岁，他于1380年去世，享年42岁，并获得了明智老人的美名，任何人对此都不感到惊讶。”

当时的人普遍早夭，王族也难逃死神的可怕袭击。奥地利的安娜建立的天恩谷教堂从1662年起就是王室成员的墓地，其中大多数属于只活了几天、几个月或几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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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活着的机会大致相等，婴儿和妇女死亡率很高。经常吃不饱饭，有时出现饥荒和凶猛的流行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的生态体系。

当人类在18世纪迅猛前进时，旧生态体系的束缚只是略为放松，而其放松的方式自然也因地而异。唯有欧洲的某些地区，但不是整个西欧，开始摆脱这种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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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斯特尔•德•库朗歇在研究蛮族入侵前罗马和日耳曼双方的命运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弱小一方有时竟战胜强敌或似乎取得胜利；汉斯•德尔布吕克后来也用计算证实，战胜了罗马的蛮族在人数上简直微不足道。

每当文明遭到失败或挫折，胜利者必定是某个“蛮族”，这是一种说法。希腊人把异己民族都当作蛮族；中国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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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名声当然是文明人制造的，其中至少有一半名不副实。

关于蛮族武力的神话肯定必须加以修正。蛮族之所以取胜，每次都因为它一半已文明化了。在进入邻居的内室以前，它已在前厅等了很久，并敲过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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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它对邻居的文明即使尚未操练得尽善尽美，但在耳濡目染之下，至少已受到很深的影响。

日耳曼人在5世纪战胜罗马帝国的典型事例证明了这一点，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满族人和鞑靼人的历史是同一事例的简单翻版。

真正对文明地区构成威胁的蛮族几乎属于同一种人，即在旧大陆中心的沙漠和草原上生活的游牧部落，而这些异乎寻常的部落仅在旧大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