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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则相反，用色彩鲜艳的丝绸制作、风度洒脱的所谓法国式服装逐渐战胜西班牙式服装。抵御法国时装的诱惑，当然以西班牙最为顽强。菲力浦四世（1621-1665年在位）敌视务求奢侈的巴洛克风格，强迫国内的贵族沿袭菲力浦二世时代朴实无华的服装。西班牙宫廷长期阻挡“艳色服装”的传播；外国人若非规规矩矩“穿一身黑”，一概不予接见。

菲力浦四世死后，外国时装将于1670年打入西班牙的心脏马德里，菲力浦四世的私生子，奥地利的胡安第二借此大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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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优势能够影响整个欧洲的局势，改变欧洲的前进方向或重心，但在服装领域却并不立即反映出来，难免会出现落后、差距、缺陷和反常。法国服装从17世纪起即占上风，但是要到18世纪才真正确立其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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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认为，时装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要与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众相区别，要在他们与后者之间树立障碍。一位1714年路过巴黎的西西里人写道：“只消看到世上最低贱的人也穿绣金衣服，王宫贵族便会把绣金衣服弃若敝履。”因此必须发明新的“绣金衣服”或新的服饰标志，但求新奇，什么都行；每当他们发现“一切都变了，资产者最新式的男女时装与贵族服装毫无差别”，便要叹息世风不古（1779年）。追随者和模仿者的压力显然促使带头人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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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和君主制等传统价值的代表者竭力保持与过去相同的面貌，至少保持相同的外观；修女穿的是中世纪女人的服装；本笃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忠于他们非常古老的服装。英国王室的礼仪至少可以上溯到红白蔷薇战争。他们是故意逆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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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不仅支配服装。

囊括一切的时尚，就是每种文明确定自身方向的方式。它既是思想，也是服装；既可以是一句妙语，也可以是一个媚人的姿态；既是招待客人用餐的方式，也是细心的封信方法。这也是讲话的方式。比如应该这么说话（1768年）：“资产者用仆人，贵族用跟班，神父用听差”。这也是吃饭的方式。欧洲的开饭时间视地点和社会等级而异，也跟着时尚变化。18世纪的正餐，我们今天应该叫做午餐。“工匠（上午）九点用正餐，外省人十二点，巴黎人两点，生意人两点半，贵族三点。”至于他们的“宵夜”，应是我们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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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也包括走路的姿势和行礼的规矩。应该不应该脱帽致敬？法国人在国王面前脱帽的习惯据说是从那不勒斯贵族那里学来的，后者行礼如仪曾使查理八世大为惊讶，也给法国宫廷上了一课。

时尚，这也是在身体、脸庞、头发上用的心思。

男人从前只穿一条夹短裤，到18世纪中叶才养成习惯“贴身穿条衬裤，每天更换以保持清洁”。我们已经说过，除了大城市，很少见到浴缸。在洗澡和个人卫生方面，西方从15到17世纪经历一大倒退。中世纪的欧洲保留从遥远的罗马时代传下来的沐浴习惯。不仅私人家里有浴室，还有许多公共浴室，设有蒸汽浴间、浴缸和供躺卧的床铺，或者设有大型浴池，赤身裸体的男女互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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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人们在公共浴室相见，就像在教堂里相见一样自然。这类浴室向社会各阶层开放，与磨坊、铁匠作坊、酒店一样，需向领主纳贡。至于有钱人家，他们则在地下室辟有“澡房”，内有蒸汽浴设备及若干与酒桶一样带铁箍的木桶。

16世纪起，公共浴室越来越烧，几乎消失，其原因据说是害怕梅毒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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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东欧，无论城乡，上公共浴室洗澡的风气依旧不衰，入浴者不怀邪念，犹存中世纪古风。西欧保留下来的公共浴室往往变成有钱人取乐的妓院。

1760年起，在塞纳河洗澡成为风气，有为此而专门建造的船只。后来是开设在圣路易岛附近的“中国浴室”历久不衰。但是这类场所名声不佳，个人卫生也没有因此取得决定性的进步。根据雷蒂夫•德•拉勃勒东纳的说法，“巴黎几乎没有人洗澡，洗澡的人也不过在每个夏天洗上一两次，也就是每年一两次”（1788年）。1800年，伦敦没有一家浴室。这以后很久，一位容貌出众的英国贵妇人，玛丽•蒙塔古夫人讲过一件事：某天有人对她指出她的手不太清洁，她回答说：“你认为这叫脏？假如你看到我的脚，你又该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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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的所有这些现实——食物、饮料、住房、服装以至时尚——之间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纯属物的领域，而是属于“物和词语”的领域。

一种极其复杂的秩序制约着物质生活，深入到它的底层。各种经济、各种社会、各种文明不能明言的东西，它们的倾向、爱好和不自觉施加的压力，莫不参与这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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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改造外在世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技术，这是不仅包括在强力作用下实现的突变，即所谓革命（火药的革命、远洋航行的革命、印刷术的革命、水磨和风磨的革命、早期机器的革命），而且包括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对工艺和工具从事的缓慢改良：水手勒紧揽绳，矿工挖掘坑道，农民犁田，铁匠打铁，这些重复无数次的动作固然谈不上有什么革新意义，但它们是知识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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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部缓慢的、无声的和复杂的历史，它顽强地重复已知的现成答案，并排斥新的探索，认为创新会造成困难和危险。任何发明创造都必须先等待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然后才能进入现实生活的大门。

长柄镰的情况就是如此。15世纪的西欧接连发生瘟疫，人口大批死亡，手持长柄镰的死神几乎成了一个缠人的形象。但在当时，长柄镰专门用于割草，很少充当谷物收割工具。短柄镰仅割谷穗，留下相当长的秸秆供畜群使用，树木的枝叶则用于垫厩。尽管欧洲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土地都用于种麦，长柄镰却因被认为能使麦穗掉粒，直到19世纪初仍未普及。后来，由于需要加快收割，浪费一点粮食也不再在乎，这种工具才得到优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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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至18世纪期间，人所支配的能源包括人力、畜力、风力、水力以及树木、木炭和煤炭。这些能源加在一起，种类虽多，数量却很有限。未来的事态发展告诉我们，技术进步取决于煤的利用特别是有计划地把煤炼成焦炭后用于炼铁。但是，人们长期把煤当作辅助燃料。焦炭发现后也没有立即被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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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于12和13世纪经历了第一次机械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由水磨和风磨的增多而导致的一系列革命。这些“初级动力”显然功率很低，每个水轮仅二至五马力；风磨有时达五马力，至多为十马力。但在能源供应不足的经济中，它们已是一种重要的辅助动力，并对欧洲最初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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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很不平衡，但一般说来，风磨在北欧的出现比在南欧更早。例如，在西班牙的某些地区，特别在拉曼查，很晚才出现风磨；一名历史学家说，唐吉诃德害怕风磨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种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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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能源统计不包括畜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包括人的体力劳动；树木及其副产品也往往被撇在一边。可是，在18世纪前，树木既是首要的常用材料，又是重要的能源。18世纪以前的文明是木材和木炭的文明，正如19世纪是煤的文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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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比较可靠的计算，煤的使用只是于1887年才在美国经济中超过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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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初，“最重大的事件”尚未发生。1800年，世界铁产量仅达200万吨，这个一半可靠的数字看来水分很大。在当时经济文明中占统治地位的与其说是铁，不如说是棉花（归根到底是棉花发动了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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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遥遥领先后，却于13世纪停滞不前了。中国的冶金和锻造工匠满足于重复既有的成果，不再取得任何进步。焦炭冶炼虽然已经发明，却并无发展。这一切很难弄清，很难说明。中国的命运总的说来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十分模糊，至今还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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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和12世纪后，水轮给欧洲带来了相当缓慢、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各大产铁地区都安装了水轮。炼铁炉从森林迁到了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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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铁产量1810年仅达110万吨；1840年达280万吨，其中英国占了一半。

本世纪的70年代，欧洲钢产量总共是7.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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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铜当时起的作用与铁相同，甚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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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只能从缝隙中慢慢冒出。火炮、印刷术和远洋航行曾是15至18世纪期间的三大技术革命。但要说革命，这仅是说说而已，其中任何一次都不是跑步完成的。唯独远洋航行最终造成了世界的不平衡和不对称。

新技术的诞生过程十分缓慢，邻近地区有足够的时间感到惊讶和去了解它。大概在1347年克雷西会战期间，或更确切地说，在加来攻城战期间，火炮开始在西方出现；只是到了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时，即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酝酿、试验和批评后，火炮终于成为欧洲战争中的主要武器。

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在某些部门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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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西博拉认为，15世纪初的中国火炮只会比欧洲火炮好，而不会差。但到了15世纪末，欧洲火炮就胜过亚洲制造的任何火炮。因此，当欧洲火炮于16世纪在远东出现时，曾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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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海上或陆上，每个文明地区都愿意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