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摘录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施康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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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注意到正常的、往往是墨守陈规的交换经济(或用18世纪的话说,自然的)与高级、精致的经济(或用18世纪的话说,人为的)之间的顽强对立。
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在一定水平上始终存在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精细计算和投机冒险的高级区域内,很少以自由竞争的形式起作用。一个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们在活动的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以为所谓资本主义的根子就扎在这里,因为资本主义是潜在力量的积累,它不仅根据相互需要,而且在同等乃至更大程度上根据力量对比来进行交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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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它与许多其他社会寄生体一样,是一种社会寄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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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可以看出,经济分成两大领域:生产和消费。一切从生产开始和再开始,一切以消费结束和归于消灭。马克思写道:“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普鲁东说过,干活和吃饭是人唯一的、显而易见的目的,他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但在两大领域之间,有一个第三者挤了进来,它像河流一样细长和活跃,也一眼便可认出:交换,或者说,市场经济。
在顽固地趋向习惯的平衡、稍有偏离便立即纠正的整体中,市场经济是变化和革新层出不穷的区域。马克思称之为流通领域,我深信这个说法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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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一种解放,一种开放,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是冒出水面。人的活动,人们交换的剩余产品从这个狭窄的缺口慢慢通过,其困难程度最初不亚于《圣经》故事所说的骆驼从针眼通过。针眼后来扩大了,增多了。这一演变过程的终端将是“市场遍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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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的了解或猜测,从12世纪起,价格便处在波动状态,这证明“近代”市场业已建立,有时能互相结合,构成初步的市场体系,组织起城市间的联系。
初级集市今天依然存在,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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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集市之所以几百年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肯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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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简单朴实是无法超过的;容易腐烂、不宜存放的食品直接从附近的田园运来,自然十分新鲜。价格低廉也是个原因,初级集市是最直接、最透明和监督得最好的交换形式,那里进行的主要是“第一手”交易,避免了欺骗。或许可以说是最公正的交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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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的扩展使各地城市纷纷建立“商场”,即四周往往被露天集市包围的室内市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商场是些常设的专业性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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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最早遇到来自店铺的竞争。数量众多、规模有限的店铺是交换的另一基本工具。二者既相同,又有不同,因为集市的开放时断时续,而店铺却几乎从不停止营业。这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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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当城市在西方各地诞生或复兴时,当集市重新复活时,市镇的扩展使城乡区分变得更加明显。城市中集中了新兴的工业以及大批手工工匠。当时出现的第一批店铺其实就是面包师傅、屠户、鞋匠、铁匠、成衣工以及其他小手工业者的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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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店铺简直泛滥成灾。洛佩•德•维加于1606年谈到刚成为首都的马德里时说:“一切都已被改造成为店铺。”店铺而且变成流浪汉小说中骗子无赖的理想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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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商人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求得生存。他的地位很不稳定,随时可能栽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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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集市、店铺、贩卖之上,交换还有其他强有力的上层建筑。它们掌握在一些杰出活动家的手里,属于大齿轮和大经济的层次,因而必定也是资本主义的层次;没有大经济,资本主义便不能存在。
在以往的世界里,远距离贸易的基本工具是交易会和交易所,虽然它们并不集中所有的大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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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业的工具在18世纪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形式多样,但交易会和交易所仍然是广大商业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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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交易会,单就参加的人数而言,都可被认为是城市,当然是昙花一现的城市。它们定期搭摊开张,一待热闹过去,立即收摊走人。过了一、二、三个月后,它们又重振旗鼓,每个交易会因而都有自己的节奏、日程和信号,与邻近的交易会不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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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香巴尼交易会画出的命运曲线堪称典型。交易会于1260年前后达到高峰,商品和金钱保证了贸易的兴旺。当低潮开始出现时,商品交换首先受到影响。资本市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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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不衰,直到1320年间仍保持着活跃的国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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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从11世纪开始商业复兴,整个欧洲的支付体系终于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13世纪是香巴尼交易会,该交易会于1320年后日趋衰落,其影响波及各地,直达遥远的那不勒斯王国;中心于15世纪在日内瓦四周,接着在里昂重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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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末,又以皮亚琴察交易会,即以热那亚为中心。
然而,在1622年后,不再有任何交易会成为左右整个欧洲经济生活的必然中心。阿姆斯特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交易会城市,它逐渐取代以往安特卫普的有利地位,开始确定其优势,并建成一个兼顾贸易和金融的永久性商埠。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即使不等于欧洲商业交易会的衰落,至少标志着主要的信贷交易会的衰落。交易会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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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皮亚琴察交易会曾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但新的世界中心将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一种形式,一种齿轮压倒了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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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认为,必须朝商品的运输、储存和转运方向寻找正确的解释。交易会的作用历来是集中商品,到18世纪仍然如此。商品在交易会上贮存起来。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无节制的扩张以及消费的逐渐改善,大宗贸易必然急剧发展,突破交易会的范围,并独立组织活动。这个像店铺一样正规的独立组织,在仓库、粮库、堆栈或货栈的帮助下,逐渐替代日趋衰落的交易会。
以上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桑巴特可能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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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的说法用在18世纪似乎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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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大厦于1631年落成,位于丹姆广场,与银行和东印度公司遥遥相望。
不论其规模大小,交易所是交易会的最高阶段,而且它的活动从不停顿。
17世纪初出现的新鲜事: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一所证券交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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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公共资产以及东印度公司信誉卓著的股票都成为活跃的、完全现代化的投机活动的对象。人们往往说它是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威尼斯很早就有公债买卖,佛罗伦萨在1328年前也有过这类业务,热那亚有抛售和收购圣乔治银行有价证券的活跃市场,且不谈德意志地区于15世纪就在莱比锡交易会上出售的矿业股票,西班牙的“债券”,法国的市政厅公债(1522),15世纪汉萨城邦的年金证券市场。维罗纳的1318年法规确认了期票交易。
所有这些都证明,证券交易在地中海地区早已存在。
阿姆斯特丹的新鲜之处在于,交易不但数额大,而且有流动性、公开性和投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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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荷兰的投机活动对外开放,国际资本主义已在该地形成。
在长期羡慕和模仿阿姆斯特丹的伦敦,投机活动很快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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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的两个基本特征是:高级齿轮的形成,以及在18世纪交换渠道和交换手段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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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间实行合作,不论采用什么形式,都需要忠诚、信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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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遵指令。由此形成一种相当严格的商业道德。
给予信任意味着要求服从。
商人要求,也有权要求其代理人、合伙人和店员配得上他的信任,同时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主仆、上下这样的封建色彩。